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汉服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王锋 摄

　　本报记者 江丹

　　近日，在电视节目《中国梦想秀》中，几位年轻人身着汉服进行了一场传统文化展示。这原本没有什么，但好事者借明星主持人的影响力，炒作汉服遭受嘲讽的消息，在网络引发轩然大波。在中国人眼里，汉服早已超出服装的日常范围，而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甚至被置于图腾的位置，如此的超常规待遇，使得它每一次有组织的公开亮相都伴随着争议。

　　汉服宽衣肥袖不适合劳动生产

　　山东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鲍怀敏的硕士学位论文是《汉民族服饰文化复兴研究》，在这之前，她曾自己制作汉服并穿着游览文庙。论文介绍了汉服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汉服出现的时候起，它便不仅仅是一身衣裳，还是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所谓“华夏”中的“华”字，说的便是这衣裳的美。《左传注疏》中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后来的汉代《尚书正义》中同样有类似的说法，“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可以说，汉服参与了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构建。

　　清代以前，汉服一直作为社会主流服饰存在。《战国策》里，苏秦曾有“联袂成荫，挥汗如雨”的说辞，其中的“袂”便是汉服宽大的衣袖。如今，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看到身着汉服者将一些小物件随手放到汉服的宽大衣袖里，或者从中取出一小幅卷轴画卷、一把扇子、一封书信等，所谓袖里乾坤。在很多人关于这些情景的想象里，汉服的袖子里应该有一个口袋。据鲍怀敏的《汉民族服饰文化复兴研究》，汉服实际上并没有口袋，那些小物件被放在袖子里之后，会借助重力自然下坠而被兜住，所以不会轻易掉出来。

　　汉服除了包含着这样的人生智慧，还流露着别样的人生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韩星的论文《当代汉服复兴运动的文化反思》中认为，宽衣大袖的汉族服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人生观，即“追求悠闲清静的安详生活，不喜欢搞激烈冒险的活动”，这样的衣服适合观月赏花，吟诗作画，抚琴下棋，但是骑马射箭就不是那么利索了。后来的统治者也曾试想对汉服进行改良，“但由于传统势力太大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果”。据论文介绍，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想推行窄袖紧身的胡服，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各民族交往较多，胡服倒是流行过一阵子，但对传统汉族服饰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让汉服成为绝唱的是清朝强制性的衣冠更改制度。清军入关后，实行“剃发易服”的高压政策。在保全自己的生命与维护一套衣裳的样式之间，绝大多数人自然首选前者。由此一来，流传千年的汉服大袍开始了此后数百年的断代。

　　据韩星的论文《当代汉服复兴运动的文化反思》，汉服再次得到推广是在1913年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位置时，袁世凯祭天的时候戴平天冠，穿汉服，试图自上而下恢复汉服的穿衣制度。1914年，袁世凯颁布礼制，其中就包括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从民国时期及以后的中国服饰潮流就可得知，袁世凯的推广并不成功。

　　近代工业兴起，城市生产方式发生重要转变，作为日常服饰，宽衣大袖的汉服显然已经不合适。很难想象，民国时期的女性身着汉服款款行至工厂再换上简单服装上工是如何一番程序，或者登上人力三轮车去看一场西洋电影是怎样的场景。

　　汉服不是唯一的传统文化图腾

　　汉服最初引发普通人的关注，是因为新鲜。在其消失数百年后的2003年，一位叫王乐天的男人身着汉服走上街头，引燃社会对汉服的兴趣。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中，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汉服，并掀起一股汉服复兴运动。


　　如今，汉服再度吸引普通人的目光时，却往往是因为争议。在汉服捍卫者眼中，汉服几乎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个图腾，肩负着带动华夏传统文化复兴的重任，只是路途遥远，可能还要走很久。他们强调汉服所承载的文化渊源，列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闪光点，力图让带着时间加冕的传统礼仪重新回归今天的社会秩序。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汉服复兴运动，有人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服曾被视为一种民族服装，过于强调汉服的渊源，在文化层面已显狭隘，而且清朝初期更改衣冠制度的高压政策实际上只是针对男性，对汉人妇女的衣着并无类似要求，甚至到清朝后期，还有旗装改汉装的风气，因此，在他们看来，汉服最终销声匿迹是近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强调它的复兴，似乎也并无多大意义。就当下的生产生活方式，汉服如果依然是旧有的样式，那么再回归社会主流服饰的行列确实也有难度，或许作为一种礼仪服装才是它的最佳位置。

　　社会上关于汉服是否应该复兴的论战一直都没有真正地停息，任何有关汉服的风波都能迅速成为新一轮口水战的导火索。汉服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却不是它唯一的图腾。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将汉服置于神坛，以平常心视之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符号的正常态度。因为文化从来都是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那些被制作成口号的文化难免有虚妄的嫌疑。汉服是否复兴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当你穿着汉服上街时，就像穿着一件其他的普通衣服那样不再引发围观，那么，一切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