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上午，一向学术氛围浓重的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会议室里，出现了一抹亮色。在当日召开的《土地市场蓝皮书》发布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彭波出人意料地穿着汉服走上讲台演讲。
“我要让大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回到历史上的中国农业社会。”彭波说。
彭波是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历史、外贸。他说，中国国土广大，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的历史也特别长。“农业生产是立足于农地的，必定具有一定的农地制度安排。在传统经济社会，农地制度是土地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
从先秦的井田制、名田制，中古时期的王田制、屯田制、限田制、均田制，到近世的方田法、一条鞭法及摊丁入亩，再到民国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土地方面进行的探索与实践，彭波说，中国大地上存在过许多不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而且，由于中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生产力水平也很悬殊。所以，不仅在历史长河中先后存在过不同种类的土地制度，而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必定存在不同形式的农地制度安排。
“历史上的种种农地产权制度，都是有益的探索，突破旧制度的枷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彭波介绍，历史上的种种农地制度，有些是昙花一现，如王莽的王田制等;有些仅仅是一种设想，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有些则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很快被取消，如三国时期的屯田制作为局部和暂时性的政策，一直到当代，屯田制都是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如新疆建设兵团。
彭波介绍，西晋时期的占田制、北宋的方田法、中共在解放区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改革等等;也有一些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作用，如井田制、均田制及唐中后期到近代的地权自由买卖制度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上的大部分农地制度，虽然似乎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一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其实都还是存在的。”彭波说，新中国成立前后，奴隶集体耕作制度在西南大凉山地区依然存在，刀耕火种制度在海南和云南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北地区解放军依然在进行屯田，在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下，当地的农地依然是归土司所有，由土司进行分配耕作。
彭波认为，实际上，并没有所谓先进或者落后的农地制度，只有适合或不适合的制度。一种农地制度，只有符合当时的具体资源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才可能产生有益的结果。
他举例说，如“刀耕火种”常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刀耕火种相比于精耕细作，人均生产率要高得多;土地租佃制度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制度，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定条件下，土地租佃制度的正面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可见，任何一种农地制度的优劣都是相对的。必须与具体的社会条件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一种农地制度是否符合需要。
彭波介绍，中国的农地制度一直分为上层制度和下层制度。诸如井田制、名田制、王田制、均田制等，都可以被认为与国家政权直接相关，由政权直接制定并推行的农地制度。而诸如胎借、租佃、押租、典、抵当、活卖、绝卖等，则可以看作在基层地权交易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来的地权制度。上下两个层次的农地产权制度之间相互适应，互为因果，共同发展。
当日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认为，中国的农地制度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的。中国的农地制度已经探索了几千年，未来还将不断探索。只有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农地制度，才是最好的农地制度。
蓝皮书建议，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合理分配土地红利为目的，制定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入市的范围、规则，改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和用地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总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过程中的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尽快将经验制定为政策，指导全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进行，尽快实现全国农村土地地籍信息的信息化。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彭波穿着汉服在演讲。摄影/章轲
